美国认为，数据治理应尽最大可能地跨界自由流动（当然，除非这种流动干扰了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或其他重大利益）。此外，它还应当主要以自律（self-regulation）为基础，这就给了私营公司很大的自由来制定规则。自律也是美国国内法规的原则，重要的比如1996年《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该条使得电子商务公司免于为他人提供的内容承担“平台责任”。
Facebook 和 YouTube等公司得以利用平台免责的规则迅速扩大规模，允许大量用户分享内容，除非它们被告知内容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全球数据流量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少数公司的服务器传送的，而这些公司往往位于美国。随着越来越多的在线服务转向云架构（云架构将客户数据和处理能力存储在在线数据中心），云提供商已经成为了中心枢纽。
例如一项估计表明，全球70%的网络流量通过亚马逊位于北弗吉尼亚州的网络服务。横贯大陆的光纤电缆、互联网交换、垄断的服务提供商和地理上集中的数据中心，这些因素帮助建立了一个非常不对称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信不是广泛分布的，而是通过集中在美国的主要枢纽进行传输，并引导着全球绝大多数数据的交换。五、枢纽的武器化：SWIFT与棱镜“棱镜计划”随着这些中心枢纽在信息和在线通信领域的兴起，各国（特别是美国和欧盟成员国）开始认识到，它们可以利用网络本身的联系，将相互依存武器化。
下文的案例例证了两种形式的网络权力：全景监视效应和阻塞效应。互联网的例子强调了国内机构和规范如何约束美国的行为，即使它有物理和法律管辖权的关键枢纽。（一）SWIFT、反恐和防止核扩散SWIFT展现了全景监视效应和阻塞效应如何在全球网络中发挥作用，而美国政府很早就开始考虑 SWIFT的潜力。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是一个重点关注反洗钱的核心全球治理机构，它在1992年与SWIFT接触，试图获取SWIFT中的记录以追踪非法活动，但SWIFT拒绝了这一请求，声称它不能向公共当局提供信息，这种请求必须提交给参与交易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SWIFT在20世纪9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都顶住了政府的压力，但它在911袭击之后屈服了。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财政部开始研究如何利用全球金融体系遏制恐怖主义融资，并得出结论：财政部可以依法向 SWIFT 发出可执行的传票，迫使其提供金融数据。财政部的这一举措后来被称为“恐怖主义资金追踪计划（TFTP）”，并将 SWIFT 作为重要的数据来源。
SWIFT数据成为了美国反恐行动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被用来暗喻解决某个谜题的关键线索），因为它揭示了恐怖主义融资的复杂网络，而政府利用这些数据作为关键工具以识别恐怖分子的行动、通谋者和计划。美国和欧盟将SWIFT武器化的努力不仅限于全景监视效应，也着眼于阻塞效应。鉴于几乎不存在SWIFT的替代品，若被切断与SWIFT的联系，效果几乎等同于在核武器领域所受到的制裁。
2018年，美国退出了伊朗协议，SWIFT的阻塞效应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威胁要对伊朗重新实施SWIFT限制，而SWIFT为此将伊朗关键机构除名，同时公开表示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SWIFT的武器化表明，其一面通过收集大量可用于安全目的的数据，一面系统性地将相关国家排除在世界金融体系之外。全球化网络确实可以被用来行使“控制权”，这与人们对全球化、自由化的期望背道而驰。
正是因为 SWIFT是全球经济交流的重要枢纽，它使得那些对其拥有管辖权的国家使用全景监视效应和阻塞效应。此外，全球金融网络结构为美国（和欧盟）提供了非凡的战略资源。如果没有这种网络结构，这两个国家就无法获得相关数据（如第三国之间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金流动）。（二）国家安全局、棱镜和反恐由于不对称的网络结构，美国在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领域享有类似的——甚至可以说更大的——主导地位。
然而，美国并不急于部署阻塞效应，这体现了其利益上的战略考量：美国认为，通信技术的普遍传播和美国电子商务武器的全球主导地位符合其利益。不过，尽管美国较少运用阻塞效应并推动了开放互联网的事业，它仍在利用全景监狱效应的巨大优势。网络中心和电子商务公司集中在美国境内，这为信息收集提供了非凡的好处，尤其是在911袭击之后。
在某些情况下，美国政府能够通过与科技公司的秘密关系进行监控。迈克尔·赫希（Michael Hirsch）描述了科技公司是如何担心被视为“政府的工具”，但又愿意在关键问题上与政府合作。在棱镜计划下，美国政府拥有强制科技公司提供有关非美国个人记录和信息的法律权威。其他国家当然也参与了监控活动，包括欧盟成员国（欧洲隐私法目前并不禁止外部监控间谍活动），但他们缺乏如美国网络中心般的“本土优势”，收集有用信息的能力相应减弱，欧洲盟友们为了自身安全需要，仍严重依存美国分享的监控数据。
六、结语世界已经进入了网络政治的新阶段，各国如果要利用全景监视效应和阻塞效应，就需要同时对网络枢纽和适当机构施加影响。当特权国家开始将相互依存武器化以用于战略目的时，其它国家也可能开始从战略角度考虑经济网络，试图将自己与网络隔离开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重塑网络，以便将自己的弱点降到最低。各国抵制相互依存武器化的努力，部分反映了它们的自治程度，即使这可能导致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国家权力限制。
